阿城
村里自是与城里不同。没有门牌号的loft型工作室，青砖、平顶，随意栽些小树。宅院开，要看清迎出来的主人，得用长焦镜推出去二十多米。午后日光耀，将阿城推到近前。
此刻，相当于他的“天蒙蒙亮”。20多年前，他也是喜欢在夜间写字的。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屋子像一艘大船，须有船长指点向左向右。屋顶高挑，四壁素白，两台织布机上有布有绢，几台LP唱机开瞠破肚摊在桌上，书、画册、唱片、收藏的文物散在四处。透过大玻璃，可以望见院子里的绿。沙发围着壁炉，壁炉连着漆成全黑的烟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上拄着画家刘丹的作品“触石兴云”，画的是同一块石头的六个面。阿城坐下点烟，没有表情，像一团雾。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一盘糖。
▍ 照片
关于阿城的眼力，很有一些传说。初见“民国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渺目烟视；在美国遭遇蒙面大盗，旁人看到大盗罩着丝袜，他却看到大盗的胡须从丝袜里钻出来；一堆人挤在电梯里，他低头看一眼，向孙廿露道：“这鞋不错。”孙说：“便宜。”“那就更不错。”一群人围坐，高谈阔论，他不声不响看“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还从《今生今世》里看出胡兰成的杀气。
他一眼望见摄影记者的大包，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要做公众人物，只拍公安局的证件照。
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对于新近被媒体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世说新浯》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今天，某部长某天光了膀子上街，还没穿袜子没穿鞋，‘成何体统’！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一低头，瞥见寒士没穿袜子。
从1984年《棋王》发表开始，阿城就没能逃开追着他要照片的各路编辑。那一年《作家》杂志要求展示蛋时同时附上鸡的样子，他对上门编辑说：“我不怎么照相，没什么照片。”看看编辑不忍，又说：“手边只有一张，裸体的，你看行吗？”便从乱糟糟的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的黑白照，是下乡时候的留影。
照片中间是条河，有个人光着上身站在河里，人像很小，勉强认出是他。编辑乐了，说恐怕不行。再交涉，被逼无奈，他拿出一张跟亲戚的合影给人“凑合用”。结果那期杂志上9位作者9张照片，只有阿城那张是跟亲戚的合影。
但他对相机却很有些热爱。他跟摄影记者淡装备，展示哈苏镜头、林哈夫相机，就像两个手艺人碰到了一起。打开那具红漆斑驳的老柜子，里面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柯达相机，带皮腔的，还有一台16亳米电影机，都是他从美国地摊上攒来的。他曾用那些相机给人拍照挣钱。他一一打开它们，抚摸它们，几乎是温柔了。
子夜，摄影记者面露倦色倒在沙发上，再次表示“拍几张，自己留着”，阿城笑道：“好吧，自己留着可以。”虽然快门按动的声音还是会引发不易察觉的一颤。
▍ 父子
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贵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钟惦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阿城8岁。
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1984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1979年的事了。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弟弟得了一次做客吃肉的机会，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阿城初中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到玉渊潭去游浑水。
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是面食。住在德胜门内那两间幽暗小屋里的时候，朋友们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斤挂面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用面条待客，一视同仁。在自家窗上龙飞凤舞的各种留言里，也有他写的：“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三王”（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找他，在那间屋子里，他创下过一天下16回面条的纪录。何立伟曾经劝：长期吃面，营养不良呢。他慢吞吞道：还吃水果呵，维他命在水果里。但是，何没有在他家里发现水果。阿城一定向朋友们宣布过“我爱吃肉”，但那天我们有点欣慰，在小饭店坐下，阿城第一个点的是水煮鱼，听说鱼已经没有了，他有点一筹莫展。陈村回忆初识阿城，说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频频拿“汽水般好喝”的黄酒与人干杯，结果醉倒。陈村很是纳闷：阿城怎么会没喝过黄酒呢？
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怎样组织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到父母的心呢？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1979年他回到北京，“痴愣愣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最后阿城表达了这几层意思：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
这一年，阿城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也陪“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去公共澡堂。他记下了父亲在热水里“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样子，也记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共同命运的长者洗澡后头发湿湿坐下来的样子。及至在纽约听到父亲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边响起的是父亲的大笑声以及，“洗澡吧”。
对“跟别的孩子一样可爱”的自己的儿子，今天的阿城只说了几个字：他已自立。早年的片断隐在故纸堆里，也只零星几句，比如1984年年末《中篇小说选刊》刊登的《一些话》中：“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混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 插队
另一层面上，下乡于阿城是脱贫。山西、内蒙、云南，辗转11年。1968年五六个出身不好的朋友结伴下到山西雁北，在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北京来的高三学生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阿城从此备下两面的刺，直直挑向他厌恶的人与事。玲珑，则留给亲人和朋友。
“今天对知青的回忆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对99%的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负担。真正的城市贫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这些人就求个安启乐业：有吃有喝，不是很饱；冻一点没关系，但不是没穿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过得差不多，可以互相关心一下，就是这些传统的要求。谁想着要改造什么大自然、轰轰烈烈？”阿城不太愿意回忆那段，他的“伤痕”记忆也跟别人有些不同。
在急于返城的焦虑里，人比较容易对周围的环境丧失兴趣、视而不见，但阿城有兴趣。村里有各种把式，赶马的拿鞭子打马耳朵，打左耳打右耳，即能指挥向左向右。碰到马惊怎么办；粮食收下来，转眼堆到场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有把式指挥，他都一一留意。深秋灌麦地（农业上叫分蘖，就是麦子发出芽来拿碾子压平，以培育冬小麦，这种小麦磨出的面粉，包饺子不会破皮），也有个把式，背着手走到地里一看，“唔，墒情不错。”阿城学完农民，话锋一转：“墒，这是老祖宗说了几千年的东西。科学家后来借用这个概念描述能量，才有了熵。”
于是你明白，面前这“人精”（王朔语）海洋般的知识结构不仅仅得益于宣武门外琉璃厂的旧书店，还因了他对人世的兴趣。帮民间刊物《今天》画插图的时候，他对徐晓说：“我这个人好色。”紧接着又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日常生活、俗世样貌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多次被朋友瞧见“坐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打量过往行人，像个爱逃学的学生”。这个坐，不是空坐。于是，他抱怨今天的单调听起来也就入情入理，他总挂在嘴边的“回到常识”也显得迫近起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他让李恒久一定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写出来。据李恒久回忆，每天干完重农活，从庄稼地里回到住处，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阿城后来格外推崇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的年轻人，心中会溢出怎样的愤怒与悲怆。
从云南兵团回来的人，会传播一些阿城在云南的轶闻。譬如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呆上一天。音乐高于文字，至今是他最深的牵连。所以他会带着30倍的放大镜专门飞一趟广州，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超椭圆型唱针。他讲故事一样讲那唱针的构造和原理，还牵扯出一个本做武士刀的家伙（唱针发明者）。虽然你只听了个半懂，但他的幸福你懂。不奇怪，当年下乡的同伴是这样一些人：好书画金石的、好相机的、好音响的，好音乐、好作曲、好电工的。阿城到国外能打出像样的桌子、懂得维护明清古家具乃至重装（rebuild）汽车，也就不奇怪了。
在云南，他对村寨里的仪式格外留意，这是后来追回巫术与艺术起源关系的基础。“有个上海知青牙痛，其实就是齲齿，山上寨子里有个巫医能治牙痛，我是积极推动这件事。上了山．巫师拿一坨湿的牛屎贴他脸上，在太阳底下晒，完了说虫子拔出来了。这明显是胡说八道，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催眠的喑示。‘好多了好多了’，他接受了催眠的暗示。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沟里，你让他活活疼死啊？这不好吧。”
下乡日子里，阿城已经开始写作，《遍地风流》就是那时的作品。从藏着掖着到印成铅字，足足10年。“农闲的时候，知青开始串，到哪村去，找谁谁谁，炕上聊。没有书，写点东西，赶集的时候交换着看，也就是日记，每天看到什么想了麴什么，甚至一些私人信件也在。我就写点故事，后来被人尊称为小说。”阿城说，70年代是个积累期，交换阅读的东西可以流传很远，常常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一首诗传到后来只剩半首。这些人在传递并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该传下去的“常识”。
他被誉为“文坛怪才”，但他的成就和影响，绝不限于文学。阿城的美学倾向、独特的写作视角乃至个人的丰富经历，都使他不能被简单视作向古代遗风的复归。他是文体家，“在重写中国话”，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中文之美；他是“看菜单比看荷马史诗津津有味”的生活家，知识构成像是互联网时代的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他还因为参与了电影《小说》，以及获得第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而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的扫地神僧”。但在诸多身份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位鉴赏家。他的作品让几代读者都为之震撼。
他身上的那些趣事，再复万言，亦难穷尽。要了解阿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阿城文集》（七卷本），深入了解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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